发展管理学院——天空政治学研究所 迎接2023年10月普京访华 中国特殊性在组织经济方面的根源，是东方专制制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 “全球转型的构造性进程”的新时代具有宇宙论基础。自2013年起，双鱼座的能量让位于宝瓶座的能量，降临地球。宇宙对地球事件影响的重心，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大以色列圣经地带，转移到了从瓦尔代到阿尔泰的俄罗斯未来蜕变成为真理之国的地带。 占据世界图景中心的中国，自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起进入了追赶美国的技术“竞赛”。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集成电路产业）方面与当今领先者并驾齐驱——中国应已在2025年完成。中国技术独立与自主的检查点是2035年。实现黄种人（夏、华、汉）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49年：在中国历史新的大周期之交，中国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成为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唯一的领袖。

这个带有历史名称“大同”的中国世界方案，在与美国争夺太平洋区域（ТОЗ）控制权的竞争中——经济生活和世界政治的中心正从北大西洋向该区域转移——要求组织可靠的后方。 后方就是战略资源基地所在之处，是可以依靠、在失败时可以退守之处。后方从不交给敌人。 从政治地理学的依据来看，当中国与美国对抗的前线朝向太平洋方向展开时，只有俄罗斯能够履行战略后方的职能。正是这一情况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现有俄罗斯的政策方针和路线。 中俄关系的口号是邓小平1989年对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永为善邻，永不为敌”。这里说的不是患难见真情的真诚友谊。这里说的是“背靠背”（面朝不同方向）的空间位置，而不是“肩并肩”（并排）。 为了后方的可靠，中国在购买自然资源矿藏和为获取商业利润而投资俄罗斯远东基础设施时，避免可能的争论、纷争和怨恨的来源。避免俄罗斯社会内部反华情绪的增长以及对中国扩张的指责：即臭名昭著的“黄祸”。 至于中国对北方海航道天然气开采的投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和“北极-2”），这与实施将中国战略边界推向国家领土之外、包括极地地区的学说有关。 而俄罗斯，被西方制裁包围，在各方面联系上被与欧洲隔绝，陷入战略孤立之后，宣布“转向东方”，面向中国。这完全是迫不得已的、与“欧洲选择”相悖的转向，因为自彼得一世宣布帝国以及随后的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罗曼诺夫王朝以来，俄罗斯精英和整个社会都被培养成崇拜和仰慕西方的精神。 俄罗斯从“背靠背”的位置转向俄罗斯与中国对抗美国和北约的准军事政治联盟位置，这种转向中国并不需要。因为中国的谋略不是指望两个集团对抗中的制衡与均势，而是指望三个独立力量组合中的变化规律：中国——俄罗斯——美国。 为了在三方力量组合中实现中国梦，北京需要俄罗斯以其石油、天然气、木材占据中国后方的被动位置。而中国在与美国争夺信息社会产品（云计算产业、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对人的数字控制）世界市场的对抗中，则作为俄罗斯在高科技商品和服务方面的赞助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俄罗斯在信息社会突破性技术领域并非竞争者（参见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的失败经验）。 正因如此，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2023年10月访问北京出席中国和平战胜西方战略的第三届“一带一路”论坛，旨在以“背靠背”的全面互动与伙伴关系公式，巩固俄罗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后方的角色。 天空政治学者强调，后方的角色将使俄罗斯与中国一起、在中国的肩上并依靠中国，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秩序。否则，按照布热津斯基的美国公式，“以美国为首的新世界秩序将针对俄罗斯、在俄罗斯的废墟上并依靠俄罗斯来建立”。 如果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亚国家已经获得了与中国命运与共的地位，那么现有的俄罗斯还没有成长到与中国命运与共的程度。

当今民主选择的自由派俄罗斯的主要不幸在于，其统治阶层全都是由美国美元的朋友组成，浸透了西方心态，运用西方的政治和商业套路，不理解中国，倾向于渲染“中国威胁”，并无意识地害怕“黄祸”。 为了实现中国梦，北京在实践中悄然在中国建设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新时代东方专制制度的社会。 由此有了红色王朝“共”的新皇帝习近平的第三和第四个任期。由此也有了新常态经济货币的“双循环”方案：中国在10世纪发明的双轨货币体系——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 除了党的总方针和路线别无选择，这就是2013年开始的习近平新时代的东方专制制度。其执政口号是“共享未来”。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实质在于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庇护，同时消费市场以商业为基础。过去，国家用盖有皇帝印玺的纸币（钞）资助运河、堤坝、道路、桥梁的建设。而民众在市场上用金属货币（币）买卖食物、器皿、衣物。 如今，基础设施建设——高速铁路、5G通信系统、智慧城市、新能源——将由数字人民币资助，而消费市场上的支付仍将使用人民币（renminbi）纸币或通过银行卡或电子设备的电子形式。 新常态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实质：下层的竞争和创业自由处于中共上层的完全控制之下，同时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基础经济部门也可以是计划性亏损的。 早在邓小平就以“致富”口号让中国人恢复了务实、进取和积累的传统心态。在中共上层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严格控制的同时，解放了群众的商业积极性。 改革开放的路线开辟了中国超前发展模式的道路。以西方进入中国消费者的广阔市场换取技术。 他把中国日用消费品出口所得的外汇转化为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能。在国内，民众拿到了钱，开始几乎什么都买。对外，中国推行与外国资本融合、吞并知名品牌的政策。 到习近平执政时期，超前发展模式已耗尽自身。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达到20%（俄罗斯为3%）。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超过4亿。各地都消除了贫困。中国不再廉价。大众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变化——民众已经饱和，传统的实用主义和储蓄准则（而非追逐进步、时尚、新的名牌款式）开始起作用。出口下降。进入向新发展模式过渡的阶段，押注于信息社会新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到2035年，届时中国将成为头等自给自足的技术强国。 主要问题：中国靠什么实现技术飞跃？答案：靠精密的谍报、细腻的外交、海外侨胞的帮助（所有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都是天生的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外国商界的秘密勾结。也就是说——靠谋略。正如苏联靠世界犹太人之手获得外国对核计划的帮助，中国也将违背力图破坏中国发展模式的美国的立场，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帮助。因为犹太人正是借中国之手实施自己的“所罗门计划”。

中国与美国的建设性合作正在变成争夺新货币世界和新世界秩序领导权的竞争。在知识经济中，赢家通吃。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领土地位是首要的。在工业社会中，对化石能源资源（石油、天然气、煤炭、铀）的控制成为首要的。在信息社会中，对人们注意力的控制——强加给消费者的欲望——成为首要的。 怎能不让人想起佛教的教义：“无欲则无苦”。 在人们注意力的统一市场上，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大数据属于世界项目的运营者。 如果说中共在中国及其周边（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建设“受监督的公共福祉”社会（社会主义），那么美国的巨头——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则在建设同样受数字技术监督的“包容性资本主义”。 两者都在把对信息系统用户的观察资本化。在这里，自我增殖的价值变成了对广大消费者注意力的攫取。 中国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到2049年以新面貌的东方专制工具在自己周围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比美国仅凭旧的国家权力与商业和科学之间的契约这一工具把全世界赶入超人类主义的机会要高得多。 “普京的长久国家”作为战略后方，对习近平有利。俄罗斯无条件向中国商品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克里姆林宫支持中国的一切倡议。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举行联合武力展示。俄联邦外交部重复中国外交的一切表述。但只是在中国主导下的“全面互动”这一被动立场上有利。 前“克里姆林宫意义的创造者”弗·苏尔科夫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普京的长久国家”的存在不可能没有扩张，不可能不把问题和矛盾甩到国家领土之外。这种甩出就是克里姆林宫于22年2月24日发起的俄联邦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换言之，正是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武装冲突中的主动立场，妨碍了中国所占据的世界中心和平战胜两个北方——美国和北约——的成功。 正是这个问题将成为俄中领导人10月在北京第三届“一带一路”论坛会谈中的主要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从一开始就主张尽快以政治手段、依据《联合国宪章》而非在战场上结束俄乌冲突。 也就是说，妨碍普京访华出席“一带一路”论坛期间中俄达成一致取得成功的，是不满的俄罗斯“Z”爱国者。 幕后策划者方面对不满的爱国者发出的严肃警告“不要妨碍”的一个重要情报迹象，是瓦格纳私营军事公司领导层于23年8月23日在瓦尔代上空一场神圣的空难中身亡。 执行人：安德烈·杰维亚托夫 第920号，23年8月26日